6月6日，王澍已经回到北京好几天，因为高原反应导致干咳，正在休整中。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仍在珠峰忙碌着的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(以下简称国测一大队)，那些曾经并肩“作战”的朋友。
王澍在攀登途中 受访者供图
5月27日11时整，2020年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成功登上珠峰顶峰，举世瞩目。而这时，有一群没有出现在镜头里的队员们，这才进入最为忙碌和关键的时刻。
今年31岁的王澍，是四川传媒学院2008级摄影系学生，2012年毕业后，一直就职于中央新影集团，担任纪录片摄影师。在2020珠峰高程测量工作中，王澍是此次纪录片拍摄团队成员，随行记录了珠峰高程测量中大量默默无闻的奉献者。
从海拔5200米到6000米 是从业以来海拔最高的拍摄工作
“去年年底就接到任务，要拍2020珠峰高程测量工作的纪录片。”王澍说，3月17日，纪录片拍摄团队一行4人正式出发，因疫情原因，结束隔离、前往珠峰大本营，已经是4月3日。国测一大队的测量人员，则是从3月2日就已经在西藏多个市县点位，进行基础的前期准备工作。
和王澍一起拍摄纪录片的同事一共有3位，出发前，大家就制订好了细致的拍摄方案。王澍负责的，主要是跟随国测一大队的测绘人员，以二本营为基地，扩散出6个交会点：大本营、三七点、西绒、中绒、东二、东三。
这些点位的海拔高度，从5200米到6000米。这也是王澍从业后，拍摄纪录片到过的海拔最高的拍摄地点，“之前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地方也拍过。”
王澍说，还好，自己本身肺活量不大，除了睡不好，咳嗽，厌食外，没有特别严重的高原反应。
在海拔6000米点位待了10天
夜听冰川崩裂，煮冰喝水
但在海拔5200米以上，还要完成工作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“平路上走还好，但凡有爬坡的地方，基本上都是走两步歇两步。”王澍说，前期从二本营去各个点位，进行拉练，第一次空着手到点位，他也差不多走了七八个小时。其中，有一段大约五六十米的陡坡，需要借助绳子，才能攀爬上去。
5月，气温逐渐上升，有些冰川开始融化崩裂，有倒塌的危险，王澍说，有时候直接踩在冰上，能听到脚下冰川融化的声音，甚至连说话、行进的动静也不敢太大，生怕一不小心就碎了。
东三点，是距离二本营最远的，也是王澍抵达的海拔最高的点，大约海拔6000米，在这里，王澍也待得最久，刚好10天。
东三宿营点在一个倾斜的大岩石堆上，帐篷也是斜着搭的，稍微睡熟，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往下滑，滑到帐篷底，醒来，再爬回去继续睡，加上高反，在东三宿营点的前几天，他几乎每天只睡了3小时，晚上，还能听到冰川闷闷的崩裂声和侧边山体碎石滚落的声音。
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工作，除了要克服高反带来的不适，基本的生活条件自然也没法和平原地方相比。王澍举例说，饮用水都是自己取干净冰川的冰，用小炉灶煮化，因为海拔高、沸点低，基本上水一沸腾，就可以直接喝了，“温度也刚好合适。”
个人最长的出差
最难忘的是默默奉献的测绘队员
5月27日，因恶劣天气，在经过2次冲顶失利后，2020年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终于成功登上珠峰顶峰，插上觇标。但当天，云雾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珠峰的“真颜”，“从几个测绘的交会点，看不到珠峰。”王澍说，成功登顶后，他采访拍摄一位测绘队员的心情，对方却紧张地说：“云挡着(珠峰)拿不回数据，着急。”
5月28日，随着天气转晴，拨开云雾，珠峰顶完全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测绘队员们工作中最紧张、最重要的工作拉开帷幕。因为测绘过程的画面已经拍摄到足够素材，所以5月28日工作结束，王澍和同事的拍摄工作也告一段落。
至此，王澍一共出差了79天，也刷新了他从业以来出差时间最长的纪录。其中的艰辛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。但最让王澍动容的，还是朝夕相处1个多月的测绘队员们。
王澍说，这次拍摄，对自己而言，确实是一次难忘的特殊经历。而那些测绘队员，长期野外工作，每年在外时间甚至长达8个月，远离家人，忍受孤独，忍受远离闹市的生活上的艰辛，所获得的工作成果，也不像建筑工人修路修桥，能够有真真实实的一座桥、一条路修成之后的成就感。“一群人就是这么常年默默奉献，但他们的工作又真的很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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